真话难说 陈四益
真话难说，不是今天才有的感叹。
其实，真话并不见得都难说。譬如夸奖的话，也可以是真话，照实说出，并不难，谁听着也觉得浑身通泰，只怕你说少，决不会见怪。难说的真话，是批评的真话，指出错误缺点的真话，反映困难、冤屈的真话。
这些话，本来也不应该难说，成绩与缺点，功劳与错误，本来说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得其全，事情可以办得更好些。只是因为有的人不爱听，特别是有点权力的人不爱听，所以就变得难说起来。据说，楚庄王曾经三年不理朝政，还下令说：“我最讨厌当臣的给君主提意见。国家是我的国家，社稷是我的社稷，谁敢提意见，就叫他死！”他大兴土木，虚耗国财，弄得怨声载道。那时当臣的还没有后世那么乖巧，所以杀了七十二个说真话的人，还有第七十三个冒死直言。据说，这回成功了。不过，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所以后来的贤人教人，意见提过三次，如果不听，赶紧走人，不要犯傻。然而再后来的事实表明，在专制体制下，意见提不到三次，说真话的人往往就丢掉了性命。所以，中国的历朝历代，叫人少说话的格言倒比叫人说真话的多。
为什么官场中人大都不喜欢听批评的真话呢？最高者以为他不会错；位尊者感到他不能错，位下者觉得他不敢错。一旦承认有错，皇上便失去了代表天意的权威，人臣有丢掉安富尊荣的危险，而小官则可能断绝了升迁的希望。所以，只要进入了权势圈中，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都尽量摆出一副永远正确的面孔，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把批评的真话扼杀。批评的真话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是一片颂扬。有几个敢说真话的人，不是被赶走，就是被杀头。结果官僚集团在歌舞升平中昏庸，一直到社会无可救药。新的王朝建立后，为了证明新朝英明，允许对前朝有尖锐的批评，但对当朝依旧是一片颂扬。
由于因袭的负担太重，尽管我们已经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但官员们不爱听批评的真话，依旧余风尚存。那原因，同过去鲜有不同，无非还是以为自己永远正确，要维护自己的政声，追求自己的前程。毛泽东有感于假话之风太盛，提倡讲真话，提倡“五不怕”。但接二连三的运动，仍旧把说真话的人赶走了。因此提倡归提倡，敢讲真话的依然只是凤毛麟角，到了“文革”之时，差不多成了假话的一统天下。
共产党要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听真话不行。听不到真话，谈何人民的利益。但是，要想听到真话，除了主观愿望之外，还必须有制度来保证说真话的权利。人民群众应当有批评领导的权利，老百姓应当有批评政府的权利，下级应当有批评上级的权利。不能因为他们行使了自己的权利而受到压制、歧视、处分或打击。相反，以种种名义压制群众讲真话、限制群众发表自己意见的领导，不管他官位多高、权力多大，都应当受到处分与制裁——因为他没有资格代表人民，因为假话风行必然使人民根本利益受损。
造成说真话、听真话的风气，是当好“三个代表”的前提。
(2003-5-6 8:06:28)相关链接 浏览次数：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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