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从学习开始 一个良好的现代政府不仅应当是精简、高效、廉政的政府，且应是民主、开拓和创新的政府。
政府创新，从学习开始
□石齐平（香港）
先从两则似不相关却又相关的新闻说起：
一是新加坡内阁资政前总理李光耀日前过80大寿，在新加坡各界为其举办的祝寿晚宴上，吴作栋总理宣布将设立“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使新加坡成为学习公共政策与行政的全球参照点。
二是北京大学最近成立“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是被北京知识界称为中央高层智囊的著名学者俞可平。俞可平表示，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将致力于建立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沟通与合作，在各级政府中发现、评估、研究、奖励和传播改革的经验，为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出贡献。
看好派与看坏派
自1978年底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以来，迄今25年，这1/4个世纪，中国出现的变化与进步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如此，在此基础上，中国下一步将走向何方，是好？是坏？海内外仍有不同评价，其结果甚至呈现极好与极坏强烈的对照。
对中国未来看好一派的如日本知名学者大前研一及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看坏一派的如美籍华裔律师章嘉敦及知名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两派均非无名之士，何以看法如此悬殊？
综合各方论点，我们似可将“看好”与“看坏”中国未来作出以下的整理与归纳：
看好派理由不外：
—中国已然形成一个中产阶级，这个以城市居民为主要构成分子，规模不断扩增，估计在2005年将达到2亿人口的中产阶级，其形成与壮大，一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二有助于驱动政治的改革，三在经济发展上是一股支撑内需的巨大力量。
—中国除了有源源供之不尽的优质劳动力之外，还有庞大的知识及技术劳动力，而且现在中国，无论男女老少，不分阶级与职业，普遍有极强烈的求知欲，此现象举世罕见，为中国产业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取得十分有利的条件。
—一般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率，是因有竞争，而竞争普遍存在于人与人，及企业与企业之间。中国则不同。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还同时存在于政府与政府，及政府内部的部门与部门之间。
这三者，一是需求面的优势，二是供给面的优势，三是机制面的优势，从这三个优势看，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无法不令人乐观。现在看到的繁荣、活力与气势，才是个开头，方兴未艾。
与此对照，看坏派之所以看坏，也有三个理由：
—失衡。沿海跟内陆的失衡，东部与西部的失衡，都市跟农村的失衡，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失衡，有知识的人与没知识阶层的失衡……失衡无处不在，问题还在持续深化中。
—失业。原来就有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国企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又都必须减员增效，下岗者日众，短期看不出失业问题有明显舒缓之可能。
—失序。序者规范也。原有一套规范，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规范，不能用，一用经济就失去了活力，所以才有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轨，果然一放就活。问题是市场经济也有一套配套规范，但规范还来不及建立。没了这套规范，一放就活，一活就乱。贪污腐化，贪赃枉法，贪官污吏，都是乱，这即是失序。
此三“失”，无一不是改革开放下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杀手。所以，25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释出巨大能量，带来繁荣；另一方面也孕生了破坏繁荣的诸多不稳定因素。这即是对中国未来看好与看坏两种观点同时并存的主要解释。诚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两种观察与评价均有所本，都能成立。
那么，究竟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该怎么看呢？
究竟该怎么看？
答案是：看制度，看制度改革，看制度创新！
看中国未来，好的一面暂姑置不论，关键是坏的一面怎么面对？怎么应付？那三个“失”的问题如能有效解决，则中国未来必然乐观。所以要害是如何对付三“失”。
三个“失”的问题由来已久，所以还未引爆危机。长期以来，相当程度上是靠平均每年9%的GDP增长率来化解的，但这毕竟非根本解决之道。
从长期看，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制度着手。如前所云，这三个“失”的问题所以发生并日趋严重，都与中国虽已快速走向市场经济，却仍未及时建立好一套能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制度有关，这套制度从金融、财税、外汇、投资（以上为经济范畴）开始，到医疗、教育、住宅、社会保障（以上为社会范畴），再到政府组织、公务员体系、公关行政与公关政策（以上为政府范畴），再到选举、司法改革、政府监督、党政关系（以上为政治范畴），易言之，即是从经济市场化到社会多元化到政治民主化的全套过程。
只有当全套的现代化体制建立起来之后，由经济改革开放而产生的失衡、失业与失序才可望获得根本处理与解决。
事实上，经济范畴的制度改革已在10年前启动了，社会范畴的改革已在五年前启动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政府范畴的改革近年来也已开始了，尽管离完善还有一段差距。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大幅加速政府范畴的改革，洵为现阶段国家现代化首要急务。也只有在这样的了解下，我们方可更清楚地认识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成立的意义。
政治创新首在政府创新
就理论言，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及政治民主化须是三位一体。
经济市场化意味着既有资源配置在市场机制优化的主导下，要进行再分配，这无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中部分人因而得利，部分人因而受损，这些利益有所增损的“部分人”为了保障及争取他们的利益，须通过“利益团体”的组成及运作，进行理性的诉求。为此，必须为社会多元化利益的互动提供开放空间，让代表不同的、多元的利益团体组织得以存在、发展及运作，而社会多元利益团体发展的最佳“平台”，即是通过各自推选出来的代表在民意代表政治的架构下进行讨论、协商、交换及表决，不待言，这即是民主政治。所以，民主政治不完全是孤立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抽象的理念与价值，在相当程度上，它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它可以为市场经济运作中产生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提供最合乎理性与科学的处理途径，应该说，它是市场经济有效成功运作不可或缺的配套条件。
政治民主化虽是市场经济运作不可或缺的配套条件，又非一蹴可就，绝不可躐等而进，否则徒然偾事。
作为第一步，必先做好政府改革与创新，特别是先从学习现代化政府的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着手。几年前，已有国家行政学院之设，也有安排政府公务员赴美国相关部门培训的做法，如今如果能从理论与经验中去探索、发掘、分析、研究，发展出针对中国政府创新的思维、理论与政策，对于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而言，实具有深远意义。我们期待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能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再说一句，新加坡李光耀治国，最出色的就是政府治理，诚如俞可平所说，一个良好的现代政府不仅应当是精简、高效、廉政的政府，且应是民主、开拓和创新的政府。在一定意义上，新加坡政府基本符合这一标准，甚至在若干领域上，是世界各国政府中最出类拔萃的典范，此等经验不可多得。
如今，李光耀有意以“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作经验及智慧的传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似可与“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注入更丰富的创造力与生命力。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及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学术机构给政府颁奖？
□刘县书 李 斌（北京）
今年8月23日，由中国知名政治学者俞可平挂名负责人的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报道称，该中心是“中国首家对政府改革与创新进行独立评估与咨询的学术机构”。学术机构对政府进行评价，这在中国是个意味深长的新闻。
其实，早在2002年3月，俞可平教授已悄悄做了一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对这次评奖活动和部分获奖的地方项目，俞编写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书，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看后，专门给俞写了封信，说这本60页的册子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他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希望。
让独立的学术机构依据科学的评审程序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估，会更公正客观，这是很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如美国设有“美国政府创新奖”，是对政府行为进行奖励的声誉最高的奖项，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承办，该学院每年组织著名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家，对美国各级政府的创新活动进行独立的研究与评估，最后评出10名政府创新奖得主，通常由美国总统或其他政要出面给他们颁奖。
“我们很多地方官员充满创新冲动！他们需要鼓励，需要与学者交流。”这是俞可平发起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的初衷。
俞可平说：“中国有许多套不同的话语系统，话语之间常有隔膜。一次研讨会上，地方干部代表提到一个‘保先办’—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办公室，学者听了半天还以为是搞蔬菜保鲜的。中国地方政府有很多创新，如果不用通行的学术语言来说，不但外国学者听不懂，可能本国学者都难以关注，更别说研究与交流。
俞可平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表示乐观：“当前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各级地方党政机关其实有很多空间可以发挥创造性，形势也逼迫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去创新。地方官员如果一点都没创新，就很难说是有所作为。”
“当然，从总体上看，中国地方官员的创新还是少数，需要鼓励，而这正是我们设立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目的。”
据悉，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标准，第一条就是看创新程度，必须不是模仿他人或死板地照搬上级机关的指示。
关于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经费来源，俞教授希望能够建立独立的专门基金。首届地方政府创新奖得到了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俞教授的要求是资助者必须与参评单位和项目无关。今年，课题组已收到150个申报项目。
(2003-10-22 12:02:57)相关链接 浏览次数：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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