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帮困的模范干部———张祖安
作为一名宁波市的扶贫干部，因对口帮扶，他与贵州结下了不解之缘。6年里，他先后26次深入到贵州的贫困山区、少数民族村寨，为那里的百姓送去了党的温暖和宁波人民的深情厚意。
他以自己对贫困地区的满腔热情和拼命工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深地赢得了贵州人民的信赖，被帮扶地的干部群众亲切地称为：“我们贵州的干部”、“我们苗家的大哥”。关爱无界，诚心永铸。他的名字在贵州帮扶地区几乎家喻户晓。他，就是宁波市扶贫办主任张祖安。
为了千家万户，他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心系贵州，情系百姓，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头
张祖安个子不高，办事爽快，质朴中透着自信，乍一看很难让人把他和一个局级干部联系起来。1997年3月，时任宁波市林业局局长的张祖安，受命出任宁波市对口扶贫办主任。他的任命有着一个特殊的背景：
1996年11月18日，对宁波和贵州来讲都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打电话给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心情沉重地谈到贵州贫困地区的现状。他叮嘱省委领导转告宁波市，要把对口帮扶贵州的工作做好做实。
总书记的指示像春风一样传遍宁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市上下动员，形成共识，提出帮扶贵州要“让千家万户得益、让千家万户致富”的口号。同时选定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12个国家级贫困县为帮扶对象，与市里25个县（市）区和部委办局结成对子。
两个“千家万户”像千斤重担，重重地压在张祖安的心上。怎样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把对贵州的帮扶工作搞好呢？
上任头一周，张祖安随市党政代表团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
贵州有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马岭大峡谷和形状各异的喀斯特地形，山高奇险，景色宜人。那里还是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壤，红军长征并战斗过的地方。可张祖安无心观赏眼前的景致，一路所见让他触目惊心：在大山深处，有的农户住房前面的墙是石头砌的，周围三面用破草席子围着，低矮潮湿，四面透风，床上的棉絮又黑又硬又破；学校的教室黑洞洞的，连个窗子都没有，别说黑板上的字，就是老师的脸都很难看清楚；乡镇卫生院全部家当只有一把听诊器、一个体温计和几瓶常用药……
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此刻，他似乎体会到了江总书记为何如此关注这里脱贫的殷切心情。越看，他越感到扶贫办主任这个担子的沉重。每到一户，他总要掀开锅瞧一瞧，看看群众在吃什么，有时还要亲口尝一尝；看看床上有没有御寒的棉被，米缸里有没有粮食，饮用水问题怎么解决。
夜已经很深了，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想，“这里连起码的温饱都没有解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群众受苦啊！”
黔东南州台江县反排村地处苗疆腹地，从县城进一趟村，30公里的路程，汽车在大山间转来转去，要走3个多小时。村民们吃水要走很长的山路，坡上坡下，担水十分吃力。打水的溪坑，同时也是鸡鸭牛羊共饮的地方，水装进桶里，混浊得连桶底都看不见。张祖安想：“用这样的水，既不方便，更不卫生，一定要设法解决这里的饮水问题。”
他找到北仑区领导和企业家商量，邀请他们到村里考察，反复研究引水入户的方案。要在大山深处的苗寨通自来水，谈何容易？修水坝、铺水管，既需资金，又需人力。
经他牵线搭桥，北仑区和海天公司共同资助8万元，为反排村修建了人畜饮水工程，引泉水下山入户。从此，反排村世代居住在吊脚楼里的苗家群众足不出户，龙头一开便可喝上甘甜纯净的自来水。
通水那天，村里像过节一样热闹，家家户户都把所有的容器接得满满的，生怕自来水不再来了似的。许多人一口气喝得半饱。老人们望着哗哗流淌的自来水激动地说：“没有张主任，我们这一辈子也不知道自来水是怎么样来的。”帮扶单位还为村里修建了风雨桥和水泥路，购置了村木鼓舞蹈队道具。反排村的面貌大为改观，如今已被贵州省指定为民族风情表演旅游村寨，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几千人次，村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
苗族老太太张榜里是五保户，一次偶然的访贫问苦，让张祖安从此牵挂在心，放心不下。她住一间破旧的小木房，床上的棉絮又黑又硬，米缸也快见了底。张祖安实在看不下去，掏出身上带的钱塞给老人。他对陪同的村干部说：“做人要有原则。我认为党员要讲党性，待人要讲诚心，遇到群众有困难要讲同情心。”他叮嘱村干部要好好照顾老人的晚年生活。
今年5月，张祖安又一次来到反排村检查工作，忙完村里的事，他又径直朝老人家里走去。推开门，老人不在。可老人的床铺、米袋子和屋里的一切，都没逃过张祖安的眼睛。当发现还没接上自来水时，他立即查询原因。他对村干部说：“张老太太年龄大了，投工投劳问题应给予照顾，通自来水的事一定要尽快解决。”
没一会儿，老人下田回来了。张祖安拉住老人的手问寒问暖，一边问，一边拎起老人的一双草鞋看了看，掏出100元钱交给老人：“去买双鞋吧，再买些生活用品。”老人眼含泪水，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说了句：“感谢你啊，我的亲人！”就什么也说不下去了，连忙倒一碗米酒献给“亲人”……
黔东南州三穗县滚马乡原有一间用木板搭成的“卫生院”，阴冷潮湿，四面漏风。几瓶治感冒、拉肚子的常用药成了全院的“主打”，一天的门诊量只有十几元钱。有的村民得了重病，只能用门板抬下山，颠簸几十里山路去就医。张祖安想，这样的条件怎么能看病呢？老百姓解决不了看病的难题就无法脱贫致富。他在安排帮扶工作时，优先考虑了这里的扶贫单位，用一年时间帮助乡里盖起了一幢楼上楼下400多平方米的乡卫生院，每年可满足近万人就医。滚马乡侗族女乡长肖红梅高兴地说：“现在周围其他乡的群众可羡慕我们了，有病也都到我们这里来就医。”
张祖安常想，扶贫帮困最重要的是要关心群众的温饱和冷暖问题。黔西南州贞丰县珉谷镇鹅田村的孩子们，如今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学楼里上课了。村支书潘起忠带我们参观了离新校不远的旧校舍：泥巴土砖墙，里面黑乎乎的，水泥条搭的桌凳，坐在后面的孩子很难看清黑板上的字。过去几个班二十几个孩子都挤在大通间里，一个孩子读书，全“校”都听得清清楚楚。有办法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几十里外的邻乡去上学。
鹅田村孩子们的读书问题，成了张祖安的一大心事。他想，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呀。他联系海曙区政府为扶贫单位，资金不足，他还找到海外华侨资助，最终建起了新的鹅田小学。潘书记高兴地说：“现在学校已有400多名学生，邻近乡村的孩子也到我们这里来求学了。”
黔东南州扶贫办主任潘积明说：“张主任把贵州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有时为了落实具体的项目，常常半夜从宁波打来长途电话。他每次一到贵州，就直奔乡村扶贫点，比我们都急。”
是呀，他不得不急呀！他心里装着的是总书记嘱托过的“千家万户”，同时也是急需脱贫的“千家万户”。张祖安对同事们说：“党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了我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啊！”
想出千方百计，他引来一个个项目。苗岭侗寨的干部群众眼界大开，百姓见到了实惠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在宁波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各县（市）区和市级机关部委办局都将对口帮扶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去抓，考察项目，层层落实。大山深处的苗岭侗寨，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最使张祖安感动的是，540多万宁波人民将贵州贫困山区的各族百姓视作自己的兄弟姐妹，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捐款捐物，献出满腔热情。
随着帮扶工作的深入，张祖安渐渐地开始意识到，“输血式”的扶贫，扶得了一时，但扶不了长远，要变“输血式”为“造血式”，一定要走开发式扶贫路子。
1998年，他到黔东南州的丹寨县考察，翻一座山头时，意外地发现了车窗外长着几株野杨梅，这令他惊喜万分，马上叫司机停车。他仔细查看后，似乎还不满足，又问当地干部：“哪里还有杨梅树？”当听到临近的雷山县有时，他立即要求改变行程。经过几小时的颠簸，他赶到雷山县的乌秀村，看到这里长着23株枝繁叶茂的杨梅树。原来，这批杨梅是县科技部门1989年从慈溪引进试种的，几年后开始挂果，产量大大高于本地野生杨梅，市价每公斤可卖到16元。后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万屯乡的一个小山坡上，张祖安又发现了49株杨梅树。带回宁波一鉴定，也是从慈溪引进的荸荠种。
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张祖安高兴得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这说明黔东南和黔西南的土壤、气候均适宜栽种宁波的杨梅树。他对同行的人说：“把宁波的杨梅引种过来，大面积种植，还愁当地群众脱不了贫？”
对栽种杨梅这等事情，张祖安是轻车熟路的。他学林出身，毕业后在四明山林场工作多年，从一名工人到林场党委副书记，林场的活他样样都干过。1985年，他考取宁波市首批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走马上任林业局长，始终没离开过一个“林”字。
他找到慈溪市有关领导，将引种杨梅列入帮扶项目，双方一拍即合。很快，经张祖安亲自选定的杨梅苗从慈溪运到了雷山县。他还不厌其烦地动员当地农民引种。许多农民见是他推荐的，二话不说就同意种植。他们说，张主任老远跑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致富，这项目肯定行！
农民不懂得栽种技术，他又联系派技术人员去进行指导。他还从宁波买去大量的栽培指导书籍，分发给当地农民。一片、两片，五片、十片，很快，慈溪的杨梅开始在贵州大面积引种开来。连续4年，慈溪市每年帮助雷山县建成1000多亩杨梅基地。现在，雷山县已拥有5300亩杨梅的规模。一棵杨梅树可以为当地农民增收六七百元钱。在黔东南州，有许多种植优质杨梅的农户已走上了致富之路。常言道：靠山吃山。如今，大山里的农民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从宁波引种的杨梅。儿子另立门户，分家另过时，父亲给的最好家产常常是几棵摇钱树———杨梅树。
今年，张祖安第24次到贵州时，他再次来到杨梅基地乌秀村检查。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张祖安和村里最早种杨梅的杨通奎老人一边交谈，一边往山上爬。每次到乌秀村，他总要到老杨家看望，向这位种植杨梅的带头人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
“怎么能多挂些果子？”老杨问。
“树不能太密，要搞好嫁接。”张祖安说。
“可我们从没搞过嫁接啊。”
“我回去后让宁波的技术员过来帮助你们搞。”
爬到半山腰，张祖安拨开密密的树枝，捏住一枝挂果的杨梅对老杨说：“再有一个月就该熟了。杨梅最好和马尾松混种在一起，马尾松的气味可驱虫。”老杨边听边点头。
老杨家现有杨梅66株，仅此一项，每年可收入上万元。张祖安告诉老杨：“杨梅的树龄可以超过人的寿命，且树冠大，根系发达，可多引种，既可增加收入，又有利于水土保持，正适合这里的天然林保护。”
杨梅还没有大量上市，张祖安已开始考虑销路问题了。去年，他专门把宁波的两瓶杨梅酒带到贵州，对雷山县的领导说：“杨梅大批上市后全部鲜销有难度，宁波已有了用杨梅发酵酿酒的技术，你们过去看看。”引来了项目，他还在考虑着下一步的发展和产业化经营的问题。
鹅田村是个布依族村落，过去引种过一些梨树。但采用的是密植栽种，挂果很少。张祖安注意到这一问题，他想，能否把宁波的优质黄花梨大面积引种过来，搞一个示范基地呢？
他找到帮扶单位，落实了项目。2000年11月，10万株黄花梨苗从宁波运到了鹅田村。布依族村民看到宁波人无偿地给他们提供苗木，深受感动，一下子拿出1400亩上等的土地进行引种。村民们希望密植栽种，以为“种得越多越好”。张祖安却坚决反对：“你们以前种的产量上不去，就是因为太密了。”他要求州扶贫办监督项目实施。回到宁波，他还不放心，反复打电话叮嘱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扶贫办主任林素珍，一定要按他要求的“梅花桩式”栽培。
如今，树苗已全部成活，再过两年就可挂果。邻村的村民看到鹅田村的黄花梨树长得绿油油的，还实现了喷灌，树下种草养鹅，都羡慕不已，也找到张祖安要项目。张祖安告诉他们：“搞这个开发性项目，就是让它起示范作用，让大家都行动起来，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
一个个项目引来了，扎根在贵州的山山水水中，给老百姓找到了致富的路子，解决了百姓的就医难问题。孩子们告别了矮小阴暗的茅草屋，坐在了新建的小学里，朗朗的读书声，在苗岭侗寨的山谷间回荡。到目前，宁波市无偿提供帮扶资金已达8600多万元，项目600多项。
张祖安说：“扶贫办是桥梁和纽带，一头连着宁波，一头连着贵州。协调好了，我们的工作也就搞好了。”几百个项目，哪一个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考察、论证、引进、实施和督办，哪一个不要跑几趟十几趟，哪一个背后没有张祖安的心血和汗水？甘蔗、雷竹、杨梅、黄花梨、波尔山羊、乌骨鸡等种植养殖项目，让地处贫困山区的村民们亲自参与，直接受益，许多实施项目的农民已经开始脱贫致富了。晴隆县光照镇定汪村的布依族妇女项龙秀，饲养从宁波引进的波尔山羊，年收入达到4000多元，这在过去，她连想都不敢想。
然而，事情并非都一帆风顺。一次，张祖安安排两名医生到宁波学习进修。两人学了一段时间，便不辞而别。原因是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规章制度太多。张祖安听说后，立即打电话过去，毫不客气地让两人马上回来。当两位医生返回后，张祖安找他们谈话：“你们不仅仅代表自己，是代表贵州的形象啊。”
这使张祖安看到，部分人思想观念上的差距是制约发展的深层原因。扶贫要扶“智”，在开发式扶贫的同时，“智力扶贫”也要跟上去。
在贵州采访，人们谈起“百名村干部下宁波”的事，总是津津乐道。1999年，在中共宁波市委的有力领导下，张祖安和扶贫办的同志们一道组织100名村干部到宁波考察培训。首次走出大山的村干部，第一次见到了外面的世界。宁波的开放气息，让他们对什么都觉得新鲜。在奉化滕头村、在慈溪蔬菜基地，张祖安给他们讲宁波人创业的艰辛。听报告、参观农村和企业，使他们茅塞顿开，过去没想到的致富路子现在都亲眼见到了。
台江县排羊乡排羊村支书熊志辉是第二批接受培训的，他学到了首饰加工技术。回去后，他把寨里的村民组织起来，办起众多民族银饰加工点，实行定点加工。熊志辉负责为村民进原料和销售产品，村民人均年收入从原来的几百元上升到3000元。张祖安深有感触地说：“培训100名村干部，比帮扶100个项目要有意义得多。”
贵州的干部到宁波挂职、医生到宁波进修，宁波的农业专家、教师、医生、青年志愿者奔赴贵州，往来交替，为那里带去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为那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生产和生活的难题。智力扶贫，为黔东南和黔西南两地注入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催生着那里日新月异的变化。每当看到这些，张祖安的劲头更足了。今年，张祖安又组织两地的87名县委书记到宁波来学习研讨。他还计划组织一批中学校长到宁波来培训……
付出千辛万苦，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踏遍大山深处的贫困山寨
接手扶贫工作那一年，张祖安52岁。这时，他已在林业局局长岗位上干了12年。几十年的辛勤工作，使他患上一身的病，严重的胃病经常折磨得他痛苦不堪。外出时，随身携带胃药，成为他的一个习惯，吃饭时绝不敢碰硬的和辣的食物。
然而，让他牵肠挂肚的贵州，又偏偏是个吃辣子闻名的地方。
一次，张祖安在黔东南州台江县的一个偏远乡村考察。见天色已晚，为不给村里添麻烦，他坚持返回几十公里外的乡里吃饭。颠簸了几个小时，等赶到乡里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大家又累又饿，张祖安的胃早已“抗议”了。可端上来的菜，让他无法动筷，几个菜全是辣的。乡干部了解情况后感到很歉意，要为张祖安另做几个菜，张祖安马上阻止：“不麻烦了，我用热水泡泡饭就行。”同行的人有些不理解，认为工作这么辛苦，饭还是要吃好的。张祖安说：“我们是来扶贫的，不能给人家添麻烦。有困难克服一下就是了。”
爬山，对张祖安来说本不算什么难事。他在林业战线摸爬滚打多年，几乎爬遍了宁波的所有山头。自从做起扶贫工作后，他的足迹又开始印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用他的话说：“爬完了宁波的山，该爬贵州的山了。”可是，多年的付出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膝盖半月瓣劳损等疾病。医生曾几次警告他少爬山，再爬后果不堪设想。可到了贵州的山寨，不爬山怎么开展工作？一次，他们要考察的扶贫点没有公路，汽车无法开进去。同行的人知道他腿脚不好，劝他不要进去了。可他不亲眼看一看项目的进展情况，怎么能安心？最后还是坚持步行进去。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要翻几座山，可他像没病似的，和大伙一块爬。每爬一步，膝盖都会隐隐作痛，有时疼得难以忍受，就停下脚步缓一缓。就这样，他拖着病腿，一进一出，硬是爬了5个多小时的山路……
缺医少药是困扰山区发展的一个障碍。山里人常常是小病不当病，大病看不起。最初，在确定对口帮扶单位时，宁波市卫生系统未被列入其中。可那里老百姓就医难问题又十分突出，这成了张祖安的一大心病。
1999年，他专门邀请宁波市卫生局和几大医院的负责人到贵州考察。路上火车晚点，到黔东南州三穗县时已是下半夜。几位专家早已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住下的招待所十分简陋，又找不到服务员。抽水马桶没水，厕所堵塞。见几位专家面有难色，张祖安想，专家们是我请来的，不能委屈了他们。他笑着对大家说：“条件是苦了点，请大家克服一下吧。”说着，便挽起袖子修理马桶通厕所。连续的饥饿和劳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胃像刀绞一样难受。他赶忙掏出胃药，塞进嘴里，满头的大汗直往下淌。几位专家见了深受感动：“就冲你这种精神，我们也要把医疗扶贫搞好。”
经过10天的考察，几位专家当即商定，要加入对口扶贫的行列，为山区百姓解决就医难出把力。不久，两支宁波的医疗队出现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抢救的危重病人难以计数。
贵州的路弯多险峻，汽车一跑就是几个小时，稍有不慎，很可能出危险，弄不好就会掉下山崖。每次上路，大家都提着一颗心。张祖安总是抢坐在驾驶员的旁边，无论路途多远，他都支撑着不打瞌睡，找理由开几句玩笑，活跃一下气氛，缓解司机的疲劳。了解他的人都清楚，他想的是全车人的安全。
长年和他一起跑贵州的市扶贫办王梁慧处长深有感触地说：“他这个人不计较名利，没有官架子。好多人资格没他老，年龄没他大，可他总是忙前忙后为大家服务。”
那次，百名贵州村干部赴宁波，村干部们算真正认识了他们的这位“苗家大哥”。刚到宁波，接触的都是新鲜玩艺，招待所的空调打不开，电视机遥控器不会使，抽水马桶几下就弄坏了……张祖安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挽起袖子，像修理工一样把手伸进水箱，鼓捣一会儿，马桶便修好了。村干部们见此情景，打心眼儿里佩服张祖安。饮食不习惯，一些人拉肚子，张祖安一次次地把他们送到医院输液。每天等学员们都睡下了，他才能休息，此刻，往往已是凌晨一两点钟了。
三穗县民族高级中学坐落在县城边上，是宁波援建的项目之一。专程赶来的张祖安关切地问一位宁波来支教的青年教师：
“怎么样？生活还习惯吗？”
“还可以。”
“想家吗？”
“有一点！”
张祖安鼓励小伙子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要坚强些。每到贵州，他总要抽出时间，多跑几个小时的山路，专程去看望那些身在他乡的干部、教师、医生和青年志愿者，关心着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他说：“我辛苦点没什么，看看他们，拉拉家常，能减轻一点他们的思乡之情。”
每到中秋，作为扶贫办主任的张祖安更没有忘记远在新疆、西藏的援助干部。他组织同事给每人寄上一份家乡的月饼，自己还亲手写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将组织上的关怀和家乡的变化通报给他们。
回乡休假的援藏干部说：“我们收到这份饱含深情的礼物时，一个个都激动得直流泪。”
再偏僻的村寨，只要有扶贫点的地方，都留下过张祖安的身影。黔西南州委书记许正维说：“他和我们各县市的关系都很好，州里的贫困地方他都去过，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许多百姓还以为他是我们贵州的扶贫干部呢。”
张祖安的同事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因劳累得了肺炎正在医院输液，而这时北京刚好要召开一个会议，需要他参加。输了一半液的他，拔掉针头直奔机场，开完会回宁波后又继续住院治疗。
作为扶贫办的主任，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见他每日拼命地工作，单位里的同事们也都跟着他学。
扶贫办刚成立时，市里决定先建立一笔扶贫基金，每个对口单位出25万元。文件下发后，有的单位经费却不能及时到位。为这，他拿着文件一家家地跑，一趟不行跑两趟三趟，并耐心地给对方做工作，讲贵州的贫困状况，讲帮扶工作的重大意义，直到每笔资金到位。
“让千家万户得益，让千家万户致富。”6年里，他26次深入贵州的贫困乡镇村寨，行程达5万多公里，可绕地球一周还多。张祖安说：“我只有一个目的，如果能让贵州的贫苦百姓尽快富起来，就是掉几斤肉也值得。”
张祖安把自己比喻为一辆奔跑的汽车。他说：“别看我58岁了，动力还很足。这动力来自各级领导对扶贫工作的重视，来自广大群众捐衣捐物的一片真情，来自医务工作者、教师的大力支持和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我这辆老车要不知疲倦地开下去。”
(2002-9-2 11:00:52)相关链接 浏览次数：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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