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中共党史的四个金华人 施复亮 (1899～1970)中共早期党员，民主战士，杰出的社会 活动家。
施复亮故居在金东区源东乡叶村的西南边，门敞着，屋内人影憧憧。细究古宅，是民国年间的建筑。据说还是施复亮亲手建的呢！其布局结构与陈望道故居相仿，但面积略大，有200平方米。房前天井的东边栽一棵桂树，西边栽一棵柏树。照墙门外却恰恰相反，西边栽一棵桂树，东边栽一棵柏树。桂柏绽翠，想必都是施复亮生前喜欢的植物。石门的门楣，被桂树枝叶遮了半边，无字，清清白白。
确切地说，这是施复亮、施光南父子的故居。由三间正房辟出的展厅里，陈列着施复亮政治活动、工作、生活等的图片30余幅及反映施光南音乐创作成就的图片20余幅，父子合壁，熠熠生辉。其间还有一位老革命，她，就是施复亮的夫人，施光南的母亲钟复光。展厅里也陈列着她的一些活动照片：与邓颖超等为孙中山先生守灵的合影，与丁玲的合影，与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合影……
施复亮的政治生命是从1917年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于1919年11月发表《非孝》一文引起社会震动开始的。这一阶段虽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他却经历了一段求索、拷问、转变的漫长而又痛苦的人生历程，为他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必要的心理准备。1920年6月，他在上海与陈独秀商量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在同年7月担任东京中共负责人，尔后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青团前身）首任书记，1925年在广州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后在汉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教官并兼政治部主任，直至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段时间是他人生的逆转阶段。施复亮在这一年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从而脱离了共产党。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是我此次寻访施复亮时的惟一遗憾，要是他当年没有脱党，或者以后重新入党，那该多好啊！好在他始终与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站在一起，以民主斗士的姿态，坚持反蒋立场，坚决批判自己的朋友戴季陶宣扬的所谓戴季陶主义，还曾因与李公朴、郭沫若等一道参加在重庆校场口举行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成立大会（1946年2月16日）而被特务驱赶、棒击而负重伤。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大量革命进步书籍；在抗战胜利后，发起组建民主建国会；并于1948年到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直至1970年11月去世。
我在故居内走来走去检索着岁月，渴望穿过时间隧道去会晤他的一生。但终因资料匮乏而知之甚少。临近中午时，遇上了施复亮当年的邻居，我才从他的记忆里发掘出一些珍贵的史料。
邻居叫范金水，今年78岁。年事虽高，却依然耳聪目明，记忆无碍。说起施复亮三次还乡的枝枝叶叶，恍如昨日，令人信服。据他所知，施第一次回故乡是在1935年4月，那时他见家中泥地潮湿，就请了几个人做地，自己也卷起袖子和帮工们一起干，一起挑石子，一起拌三合土，一点没有大学者的架子。两年后，即1937年9月份，他第二次回家。这时日本佬打进来了，国难当头，他一边写文章，一边口头宣传抗日，来去匆匆，只住了几个月就走了。他在1946年6月份还回过一次家，这次只住了三四天就走了。“不知为何，呆在家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了，解放后，他就再也没回过家。”范先生叹息道。1992年4月4日，金华人民以最隆重的仪式将施复亮、钟复光的骨灰迎回故里，安放在离村子约1公里的一个山坡上。
在村人的指点下，我朝东南方向寻去，坡前的山塘闪动着粼粼碧波，塘那头，苍松翠柏掩映着一座坟莹。它是施复亮大儿子施宏宇的墓地。从墓后水泥路沿南走，再折向东北方向，步上13级台阶，才是施复亮与钟复光的合墓。这对夫妻生前的政治身份虽不尽相同，但都能与中国的革命事业共进退，百年之后“合”在一起是最恰当不过了，也足以让他们在青山绿水中安息了。让他们在九泉之下深感欣慰的或许还有儿子———人民音乐家施光南，他的名字将与歌剧《屈原》、《伤逝》、抒情歌曲《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周总理，您在哪里》等一样与大地永存，歌声走多远，他的名字就会走多远。
问一位老人，人民诗人艾青的故里金华傅村离此有多远，老人说不远，大概10公里左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么一小块土地竟孕育出好几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金佛庄 （1897～1926）中共早期党员，时代英雄，革命先驱
金佛庄故里良渡村坐落在名闻遐迩的东阳横店镇。去良渡可顺便游览广州街、香港街、度假村等景点。它还是去秦王宫的一个中间站，有公交车往返。如果说横店是一挂璀璨夺目的项链，那么，良渡就是一颗明珠，而“金佛庄烈士陵园”就处在“明珠”的中心部位。
像诸多陵园一样，烈士陵园的入口处也建有一座牌楼。
牌楼顶端镌有李德生将军题写的“金佛庄烈士陵园”七个大字，偏下一点，两旁分别刻着“高风”、“亮节”。石柱上是一副长长的楹联，字体苍劲有力，内蕴深刻隽永：衔命走边关誓效微躯志中华，舆魂归故里常留浩气奠碓山。推崇悼念之情可见一斑。
步入陵园，如同进入火线司令部，只见通道两旁卫士持枪肃立，显得戒备森严。细看卫士，一边六个，穿清一色四个口袋的军服，戴着大盖帽，斜披着子弹带，一律打绑腿，神情肃穆，似在待命。就人数而论，它该是金佛庄的一个警卫班，这倒也符合历史真实。最牵人目光的当数用三块巨石雕刻而成的金佛庄石像了。他就那么自自然然地站着，有些散淡、有些闲适，一手下垂，一手按住佩枪，虽然穿着军服，却像个羽扇纶巾的大儒，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他双目炯炯逼视着前方，似有所问，似有所思。你在想什么呢？在想东阳中学求学的日子，与同班同学严济慈互争第一吗？在想戎马倥偬的岁月，上马论剑下马读书的情景吗？是在想与爱妻严瑞珍琴瑟和鸣的日子？还是在想身前身后的世事沧桑？或许你把一切都想过了，想遍了，想透了，想通了，但你一定想不到，在1926年冬天，你被北洋军阀孙传芳杀害在雨花台后，国民党全党震惊，并为你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挥毫泼墨手书“为国捐躯”的大红呢轴以寄托哀思。你一定想不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全国性日报《汉口民国日报》也会同时刊发“金佛庄同志追悼会筹备处启事”，以志悼念。你也一定想不到，解放后，当地百姓乃至政府部门都会一直认为你是国民党的将军、烈士，而并不知道你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是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共“三大”代表，中共杭州小组的主要成员，并不知道你是一个奉我党命令去抓武装、为国共两党合作开创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而英勇捐躯的革命烈士。
你短促而光辉的一生，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缩影。同一个人同一个名字，分别载入国共两党最高级别的史册，至今仍被两党党员和海峡两岸人民所怀念，可以说，你是“将军层次”的第一人。
金佛庄故居就在雕像左边一个松柏与鲜花交相辉映的所在。故居前有长约24米的走廊。室内陈列着烈士穿过的军装，佩带过的手枪，睡过的铁床，据说那铁床还是进口货呢！除此还有烈士用过的文房四宝、书箱、提箱等。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烈士生前的照片、文字及著作了。最能见证烈士一生的是那些由聂荣臻、罗章龙、邵力子、郑洞国、中共“三大”正式代表徐梅坤等知情者提供的史料和由这些史料见证的历史风云。
金佛庄1897年出生在一个乡村医生家庭，父亲忙时务农，闲时行医，家道清贫。他在少年时发奋读书，志在“读书救国”。青少年时期，受袁世凯称帝、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刺激和影响，而萌生“志欲舍去研究科学而从军报国的志向”，毅然投笔从戎，于1918年东阳县立中学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校内，他边刻苦学习军事，边寻求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由于亲眼目睹旧军队的黑暗腐败，旧军官的种种劣迹而生厌恨之心，于是转而报考福建厦门大学，最后又因交不起学费而弃之，不得不重返保定军校。这一进一出，虽属无奈之举，倒也为他日后成为北伐“名将”奠定了政治、军事、思想基础。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受“五四”运动的熏陶和影响，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新思潮新学说，并将其见解诉诸笔端，写下了不少日记和文章。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与40多位同学成立了进步组织“壬戌社”，谋求进行中国革命。
这一时期的他经介绍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受中共派遣，投身国共第一次合作和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他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先后担任第三学生队队长，校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团长。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和滇、桂军阀“刘、杨”的叛乱，以及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部的两次东征和龙眼洞、观音山等诸战役、战斗，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攻克南昌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冲锋陷阵，攻城夺地，受到南昌人民的夹道欢迎，被誉为文武双全的“金司令”。并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嘉奖、赏识和器重，试图以“浙江老乡”的身份拉拢他，许以高官厚禄，要他脱离共产党。而他始终不为所动，如实向我党中央作了汇报，并执行中央指示佯装接受蒋的拉拢，从而取得蒋的信任和倚重，被其视为左右手，一边担任警卫团团长负责保卫指挥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一边秘密监视蒋介石。
就是这么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幸竟在1926年12月上旬奉命化装成洋行买办与助手顾名世一道从九江乘船赴南京途中，被敌密探侦知逮捕。据史料记载：他此行的目的是深入孙传芳盘踞的江浙等地，组织浙军起义。国共两党闻悉此事，均倾全力组织营救，终因营救不及而被敌人杀害于雨花台，时年仅29岁。
金佛庄是出生、成长、战斗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他是一位为国共两党合作开创的革命事业英勇奋斗慷慨捐躯的革命先烈。
高高矗立在水碓山山顶宛如刀尖，又似笔尖的巨型纪念建筑上刻有仿毛泽东书法的一行金色的字：永垂不朽。恰巧与“为国捐躯”的题字凑成了上下联。这些都是很切实的评价，也是很深刻的纪念。
冯雪峰 （1903～1976）中共早期党员，红军作家，忠诚的共产主 义战士
在冯雪峰的老家义乌神坛村，我屏住呼吸仰视丁玲“雪峰故居”的墨宝，问自己，这位革命老作家不知缘何把“峰”写成了“ ”，是书法？是习惯？还是……也许，在她看来，“雪 ”，才更像一座山峰。
今年是雪峰诞辰100周年，自1903年至1976年，他的生命走过了73个春秋，他几乎把懂事后的57年全部献给了新文化运动和党的文艺事业。在生命旅途上，他还有幸遇上了称得上老师的三位名人：朱自清、叶圣陶和鲁迅。
早在1921年，他刚参加文学团体晨光社时，就得到了朱、叶两位老师的指导。后来，他与潘谟华、应修人、汪静之共同组织湖畔诗社，出版《湖畔》诗集等，又得到朱自清、叶圣陶两位老师的文学辅导。四年后，即1925年，他去了北京，一面自修日语，一面在北京大学旁听时，终于见到盼望已久在课堂上讲课的鲁迅。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国大地，共产党在血泊中着手重建组织，就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冯雪峰毅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入党后的第二年，针对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写下《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发表于同年出版的《无轨列车》上，给予还击。在这以后的12月9日，他终于有机会在柔石的陪同下再次见到了鲁迅。从此，他成了鲁迅忠诚的学生和党通向鲁迅的桥梁。在鲁迅的指导下，编辑印行《萌芽月刊》、《前哨月刊》和左联机关刊物《十字街头》；与鲁迅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陪同鲁迅去见当时党的领导人李立三，并为瞿秋白与鲁迅建立密切关系铺路搭桥。在中央苏区红都瑞金，他向毛泽东详细介绍鲁迅；他还曾为病中的鲁迅代拟著名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还把在上海疗伤的陈赓将军引见给鲁迅……而这一切，几乎都是提着脑袋干的。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方志敏、瞿秋白……鲁迅和冯雪峰早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难道国民党反动派就不想杀害他们吗？不！只因为一直找不到机会罢了。我曾在雪峰故居见到一幅照片，那是鲁迅及夫人许广平、儿子周海婴与冯雪峰、夫人何爱玉、女儿冯雪明两家人的合影，我久久地注视着这幅照片，久久地注视着两位长者沉思的面容，终究读到一种战斗着的同志式的长者之间的默契。鲁迅逝世后，也是冯雪峰代表我党中央为鲁迅举丧，并长期关心鲁迅家人的生活。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他都是鲁迅著作的研究者、编注者和鲁迅著作编辑、出版、发行的组织者，不管其生前生后，他始终跟鲁迅站在一起，宣传鲁迅，捍卫鲁迅。正如鲁迅著作编辑室同仁们挽联所言：经血雨腥风历千灾万劫岿然不动无愧共产党员称号，薄权势名利轻生死安危光明磊落堪作鲁迅先生传人。
冯雪峰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都能发奋著作，毫不懈怠，现存有《雪峰文集》1～4卷，研究回忆鲁迅的著作《鲁迅的文学道路》、《回忆鲁迅》等。最令人惊叹的当推他创作长篇小说的经历了。1938年，他回到故居———义乌赤岸神坛村，开始根据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亲身经历创作长篇小说《卢代之死》，到1940年该小说已基本完成，全书共50万字。不料在巨著即将面世之际，时局急剧动荡，皖南事变发生了，随后手稿在战乱中丢失，再也找不着了。虽经此沉重打击，然而，重写这部反映长征的小说的愿望却一直没有泯灭。1950年，他再也按捺不住创作激情和冲动了，便又开始重写长征，边回想边写，到1957年已写出了几十万字，谁知快杀青了，灾难竟也跟着来了，他被告知，他可以写作，但是不能写像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伟大的革命题材。这一来，《卢代之死》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还曾负责安排斯诺去延安，斯诺去了延安后，贡献给世界的是一部伟大著作《西行漫记》；他设计让被国民党囚禁于南京的丁玲逃跑，让她走得远远的，后来，丁玲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以说，他首先是“党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然后才是“文艺评论家、作家、诗人”。他参加过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还蹲过上饶集中营。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组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瑞金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在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过荣耀，有过显赫，还曾经什么也不是，囚犯似的在家呆着，甚至被他始终热爱着的党开除出党。然而，不管命运怎样地跌宕起伏，经受怎样的委屈与折磨，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党的”，忠贞不屈，矢志不渝。弥留之际，亲人见他嘴还在微微地动，就俯身过去，问他最后有什么心愿？他说，他再次要求回到党的怀抱。当我看到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的党旗，就怎么也抑制不住过于激动的眼泪了。
小燕妮和劳娜曾这样问父亲马克思：您最推崇什么？马克思回答：目标始终如一。由此看来，目标始终如一的人，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人，而冯雪峰，就是这样的人。
当我走出故居，依山而行，又沿着石子铺筑的甬道和列队招呼的松柏来到冯雪峰墓地，见到朱基总理“冯雪峰之墓”的题字后，就更明白这做人的道理了。
朱总理的题字刻在一块比其他两块石头略高一些状若山峰的石头上，侧面刻有朱总理写给周海婴的一段话：“为冯雪峰同志题写墓碑，实因书法拙劣，难胜其任，知其不逮而为之，聊表敬师之情耳。只可藏之深山，不足为外人道也。”时间为癸未年正月初五。朱总理方正、务实、严于律己，向来不给人题词，这破例之举，予人一分深深的感动和思索。
陈望道 （1891～1977）中共早期党员，全世界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翻译者……
这是我第二次到陈望道故居，陪几位客人同往。
“这是望老的家，”我指着一扇小门说。“望老———”客人陷入沉思，那神情里有一种敬仰和渴望。
陈望道故居是一栋排三两插厢中为小天井的故宅，不知哪一间是昔日的柴屋？无论是党史资料或回忆文章都提到了那间柴屋：屋内空间有限，除搁了一张简易床，半边照旧堆放柴禾，另半边才是先生的临时书房。先生搬来一块铺板，在两条长板凳上一架，做成了书桌，再在上面搁了一盏小油灯，注满灯油，便日复一日地翻译起《共产党宣言》来了。
风起云涌的时代往往造就英雄，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追赶潮流并站在潮头的学者。那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徘徊，欧洲和亚洲的日本成了革命的摇篮，活跃着相当一批思想先进的革命者……当穿着长衫的陈望道提着小皮箱走下甲板，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樱花之国即刻张开双臂接纳了他……赴日不久，陈望道先生就结识了日本著名学者、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他一面如饥似渴地攻读他们的译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面与他们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发奋学习、研究、求索……终于认清并抛弃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诸多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尤其是在1917年听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他神情更为振奋，也更向往通过武装斗争变革社会的神圣目标。这个时期也奠定了他接到《星期评论》的邀请就能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基础和技术基础，没有日文、英文底子，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较高的文学修养，那里翻译得了这部惊动世界的共产党经典著作。
这的确是一本好书，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写成此书，1848年2月在英国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此书的英文版后，全都被其深深地吸引住了，觉得它就是中国革命的指南和行动纲领，得尽快把此文译成中文送到正酝酿革命的革命者手中。戴季陶在日本也买了一本日本版《共产党宣言》，他也深知此书的分量，也在反复思量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可想归想，这是不敢做，最终因难度太大而松手。邵力子是陈望道的密友，他一向推崇陈的才情和学养，就把陈推荐给戴，说恐怕只有杭州的陈望道能担此任。于是，戴就把自己收藏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嘱其尽快译出交给《星期评论》连载。陈独秀听到此消息后，亦十分高兴，也把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提供给他，让他对照翻译。
这自然是一段昼夜兼程夕阳与黎明交替的日子，先生躲在僻静的柴屋里，把一切喧闹拒之门外，全身心沉浸在工作中，读呀，写呀，改呀，抄呀，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琢磨，遇上难题就查阅《日汉辞典》和《英汉辞典》。除此之外他几乎把一切都忘了，忘记冷暖，忘记饥饿，直到母亲端饭进来，他才想起自己还没吃饭。吃完饭，还不知道吃的究竟是早饭还是中饭。
从1920年2月下旬开始，他足不出户地干活，终于在同年三四月间把《共产党宣言》全部译完，整整一个多月呵！这时他才把绷紧的弦放松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先生捧着心血凝成的结晶，读着、读着，为自己很努力的工作终于有了回报发自内心地笑了。
当全世界第一个中译本《共产党宣言》抵达上海，先由李汉俊初校，再由陈独秀复校，然后由陈望道自己校定。这时《星期评论》已被当局查封，要连载已无可能，经过一番商量，决定由“又新印刷厂”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于1920年6月正式出版。初版1000册，后又重印了1000册。
同年9月，《共产党宣言》再版。
接着，就一次接着一次地印开了。
陈望道先生的儿子陈振新教授、研究陈望道的知名学者金普森教授曾著文介绍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有关联的一些情况。该书出版后，望老给周作人寄了两本，托他将其中的一本转交给鲁迅。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收到书后的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陈望道说：“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我看望道这个人比北京那批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得多，他是真正肯为大家着想的。”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论时，也提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为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的陈望道先生以后还翻译了《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还翻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解释》等许许多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论其影响和历史功绩，还得首推翻译《共产党宣言》。
（本版摄影：徐军、曾毓琳、徐敢，部分选自资料）
(2003-7-1 8:40:26)相关链接 浏览次数：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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