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表率的科学”——古共与苏共之对比 □ 纪宣
12年前，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给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带来巨大震动和冲击，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一度陷入迷茫。以史为鉴，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段历史时，探究其深层次原因，苏共领导层的腐败，是导致其最终失去民心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对照，1999年7月，一个在帝国主义重压下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弱小国家——古巴，却向全世界公开宣布：“我们的国家没有腐败、毒品和有组织犯罪。”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自豪地称：“社会主义是表率的科学。”当腐败几乎成为全人类公害的时候，古巴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做出了最有力的诠释，对一些居心叵测的资本主义国家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分析古巴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得与失，会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启示。
与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保证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很多历史事实证明，当权力成为个人攫取私利的工具时，也就意味着它即将走向毁灭。
古巴目前的经济状况比较严峻，但古巴人的精神面貌很好，对国家的改革和未来充满信心。究其原因，就是在困难面前，古巴领导人能够与群众同甘共苦。他们与老百姓一样凭证按规定数量购买食品，不搞特殊化。在古巴，部长的月工资为450比索（约合23美元），教授的工资为490比索，卡斯特罗的工资也只有500比索，这说明即使是高官政要的日子过得也是紧紧巴巴。前些年由于缺少汽油，汽车使用量不足。为此，古巴政府规定，凡挂红牌照的车子（公车）遇有拦车搭车的行人，空车且驶向同一方向时，必须准许搭乘。这个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后来，连政治局委员乘坐的白牌车也可以让人搭乘。我国一个代表团访问古巴时，在哈瓦那大街上几次看到行人搭乘红牌车。陪同的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查多说，每天上下班他的车子都要搭乘4个人，有几位已经是固定搭他的车了。对个别不执行这项规定的，维护交通秩序的人就会登记下来，交有关组织处理。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晚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条例、规定，为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服务，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自己。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此种形势下，上下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某种意义上讲，苏共党群关系已经先于苏共解体，并且是导致苏共解体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下，以“敢于抨击特权”、呼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而闻名的叶利钦，在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后，反而大大提高了在群众中的号召力，成为众望所归的“反腐败英雄”，也就不是什么偶然了。
率先垂范，做廉洁自律的表率，是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是端正和净化社会风气的主导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是无产阶级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所作所为，将直接影响干部队伍的作风，甚至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是否能率先垂范，是政令能否畅通、群众是否拥护的关键。
古巴共产党为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专门颁布了《古巴国家干部道德法》。《道德法》在颁布前举行了一个签字仪式，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主持仪式并首先在上面签字。在他的带动下，全国一批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在这部法律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在签字仪式上宣布，不仅政府官员和部长们应遵守这些规范，他们的家属也应如此，因为“连我们的家属都无法要求他们做到谦虚谨慎和严于律己的话，我们自己又怎能做好呢？”事实上，古巴领导层在廉洁奉公方面确实做到了身体力行。除卡斯特罗等极少数领导人外，其他中央党政领导人都不配警卫。一些政治局委员下班后经常到街上同邻居们聊天说笑。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人下去调研或进行工作，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与职工们一起就餐，不另加饭菜，深得民众拥护。
在前苏联，领导干部可以从“疗养食堂”得到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成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做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以从特供商店低价买到进口名牌商品为荣，并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使广大群众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
健全法制，严肃执纪，强化监督，为国家政权的稳定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古巴共产党对于执行纪律的要求非常严格，凡是未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或者在经济、国防问题上犯有错误，以及不能认真参加组织生活的，都要追究纪律责任。1994年古巴共处分了3万名党员，占党员总数的4.5％。这个比例是很高的。2000年处分的党员人数更是多达4万余人。有一所小学，因校舍损坏无钱维修，女校长“灵机一动”，号召学生家长捐款为学校购买油漆。结果集资的759比索被这位校长不知弄哪儿去了。有人将这事儿举报给基层党组织，经调查后给了她劝退的处分。古共还很重视监督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设有监督委员会。中央政府监督委员会由国家副主席领导，财政部长协助，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经济计划部长、司法部长、革命武装力量部长等为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对政府部门实施宏观监控，起组织协调作用，也研究处理重大案件。此外，他们在财政部监察审计司的基础上设立了国家监察审计局，主要任务是监察审计，也受理别的机构和群众的申诉、举报，开展专门性的监察审计。如发现的问题属于严重违纪，则交给政府监督委员会开会研究，通知所涉及单位的领导参加，责成他们采取措施改进；如发现的问题构成违法，则移送检察院处理。这个机制非常重要，它实际解决了监督问题的关键，即割断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有效防止了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
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后期不断提拔亲信，监督力量明显削弱，导致腐败盛行。乌兹别克共和国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当局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被转回到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做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短短4年间，苏共中央就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类信件几万封。又如苏共领导人不顾人民意愿，一意孤行，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家庭失去了孩子。
事实证明，无论是苏共的历史悲剧，还是古巴政治清明的成功经验，都验证了江泽民同志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长期执政的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时的精辟总结：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
（摘天津《支部生活》）
(2002-7-25 8:37:55)相关链接 浏览次数：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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